为什么莫言获奖中国尴尬

1、说真话，勇敢地写作，让人道主义的光辉照耀文学，心怀包容一切的思想去寻求爱的真谛。用文学的力量让民族的灵魂健康起来。

2、在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里，莫言有意识地把他的写作大踏步地撤向了民间，特别是融入了民间说唱艺术的精髓，把小说演变成一部诉诸声音、可以用耳朵阅读的神品妙构。

3、然而，这突然到来的“恩典”，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让人觉得困惑不解：“诺奖”评委们真的能读懂中国的文学作品吗?真的认为如此的中国作家的如此的作品值得给予如此的奖赏吗?2012年11月4日，小说家刘震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他的肯定的陈述里，表达的显然是怀疑的态度。要知道，在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俄罗斯，也只有蒲宁(1933年)、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肖洛霍夫(1970年)、索尔仁尼琴(1974年)和布罗茨基(1987年)五位作家获奖，其中蒲宁是流亡作家，而布罗茨基则已加入了美国国籍，实质上应该算是美国作家的。

4、《天堂蒜薹之歌》第六章这样写金菊的心理和行为：“想起夜里的事，她心里怦怦地跳，血往脸上涌。她情不自禁地再次扑到他身上，用牙齿轻轻地咬着他的脖子，并且贪婪地吞咽着被他脖子的灰垢污染成咸汗味的口水。她咬住他脖子一侧那根粗大的动脉时，感到它强有力地搏动着。这澎湃的搏动令她心醉神迷，难以自持。她咬着它，舔着它，用两片嘴唇夹着它。她感到内部的器官像鲜花般开放了。这时她说：高马哥……高马哥……就是死了，也不冤枉了……”这里所写的人物的几乎每一个动作和心理活动，都是夸张的、怪异的、不真实的，完全出于作者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想象，是作者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了人物。我们无法想象，“内部的器官像鲜花般开放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只知道这样的想象，实在太诡异、太不同寻常了。(为什么莫言获奖中国尴尬)。

5、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称号之后，使得很多的人再次对于自己的创作重拾了信心，认为中国能够出现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便相信在此后也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像莫言一样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非常高的称号。

6、不过，比之鲁迅的“吃人”主题，莫言的小说中又增加了“当代性”的思考——他试图揭示东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怎样的坚忍和蒙昧，来上演这幕民族的现代悲剧的；它要见证，乡土与民间的“猫腔”同强大的钢铁的“火车”鸣笛混响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了怎样的滑稽的喜剧；它要揭示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根性的内部，是什么力量把酷刑演变成了节日和艺术。

7、投稿邮箱：zyzuojia@sina.cn

8、人类只有在反思中才能不断前进。遗忘历史是背叛，是犯罪。失语的村庄，更需要有人去关注、去读懂。莫言在村庄中长大，饥饿是村庄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9、　　很多人误以为莫言是凭借《蛙》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莫言获得的是终身成就奖，表彰的是莫言的终身成就。

10、　　造成这种差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现代作家生于“王纲解钮的时代”，比较自由，加上自幼饱读诗书，国学基本功扎实，又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接触世界先进文化，自然拥有充沛的创造力和良好的鉴别力；当代作家生于全方位控制的时代，身体不自由，心灵被禁锢，受教育机会又少得可怜，普遍既无旧学根底，更无西学修养，创造力与鉴别力自然不会好。时间上超过现代文学一倍的当代文学，六十多年里没有出现一个像鲁迅那样反抗传统而又批判地继承传统、反抗西方而又勇敢地融入世界、干预现实而又持守着文学本位的集大成者，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现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终结”又是将来无数个“当代文学”的“开端”的不可替代之处。

11、前些天再去拜访张清华。如今他除了继续教书、带博士，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执行主任。他们引入国际上流行的驻校作家制度，用了五年的时间，在文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已邀请贾平凹、余华、严歌苓、欧阳江河、苏童、西川、迟子建、翟永明、格非、韩少功等10位驻校作家，通过多种教学形式，影响到校内外大量青年学子，扩展了青年人对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兴趣。张清华说，写作中心的最大诉求，就是推动文学教育，在技术主义时代重建人文精神。(为什么莫言获奖中国尴尬)。

12、将魔幻与现实切换得如此隐秘又传神，又讽刺得如此淋漓尽致，这就是莫言的一贯风格。可能也正是这种稍显“国际化”的文风较易被西方国家所接受吧。而早年间西格弗里德·伦茨小说腰封上“莫言最推崇的作家之一”几个大字，也恰恰验证了这一观点。

13、这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红高粱家族》开创了当代中国文学直接与西方“对话”的范例。当然，这一点当然也得益于张艺谋电影改编的推动，但如果没有莫言小说所创造的浓郁的“东方情境”，对民族传统文化在新语境下的张扬，也不会有一举成功的电影《红高粱》。某种意义上，当代西方人的“东方想象”，是从这部小说和由小说派生出来的电影开始的，它对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如何高估也不过分。

14、　　对于”诺贝尔文学委员会对莫言颁奖辞“的全文，我细细看了看，才知道为什么颁奖辞的全文很难看到。我不清楚莫言对这份颁奖辞是如何看待的，但我知道，政府的相关人士看到一定会很尴尬的。

15、莫言只当张清华在戏说，笑而不语，不时掏出一只牛角梳，拢拢那稀疏的头发。那时的莫言，真是一个心无旁骛、自由飞翔的莫言。

16、真正的作家应当拥有母亲的力量，以精神的乳汁喂养当代的精神和灵魂；当代中国作家是否能沉下心来，不为评奖、不为功利，受自己的心灵驱使去写作？

17、根据“诺奖”评委会10月11日公布的“实际内容仅两行文字”的说法，是因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18、在获得诺奖之前的那些年，莫言提出一个观点——“作为老百姓写作”，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引起很多议论。他的核心思想是，既不是站在劳动者的启蒙和拯救者的高度上，也不是站在权力附庸的角度上，更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天然优越感之上，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和普通生命、普通劳动者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19、诺贝尔奖是如何产生的其实大家都非常了解，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奖项从评选到颁发都是非常严谨的，虽然东西方因政治问题存在不小的差异，甚至在一些立场和表达上存在矛盾，但这并不能成为作品本身有政治目的的依据，而如果把揭露社会问题的一些桥段或者情节当成是反对社会发展的见解，也未免有“文字狱”一般的意味了。

20、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有人问到何时才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莫言调侃式地回答了一句或许100年之后吧。可是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事先莫言并不知道自己能够获得这样一个奖项。

21、张清华说：“我认为诺奖评委会是非常敏锐的，他们给予了一个最高阐释，或者叫阐释的最高限度，从文明的意义上来肯定了莫言的价值。这个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并不是所有的国家的作家都有这个机遇，很多美国的作家、欧洲的作家没有这个机遇，他们的书写都非常个人化，在表现人性方面有非常独到和深刻的领悟，但是他们缺少这种历史的巨大动荡，缺少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和摧枯拉朽的灭亡。”

22、莫言并没有以暴制暴，而是温和处理、一如当初。斯德哥尔摩所发表的获奖感言，其实已经吐露他的个人心声：不为名利，只为作品。用好作品报答社会，才是作家最大的职责与骄傲。

23、　　据说获奖消息传来之后，莫言的书开始热卖，这也成了许多人大肆庆贺的理由。但获奖之前读者为什么并不爱读莫言？获奖之后为什么立刻趋之若鹜？只有两种可能解释：第若无诺奖刺激，莫言对中国读者本来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其次，许多中国读者的文学欣赏能力和鉴别能力太差，只有等“洋大人”发下话来，才晓得该看谁的书。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我们因为对自己的文学并无“印象”，所以只好急得团团转，向各类的外国人“打听印象”。

24、他成为当代饱受争议的作家，他的叙述方式，他的文字表意，他的创作意象，他的思路架构，为人所诟病。

25、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有多少人听说过莫言？有多少人看过莫言的作品？恐怕很少。在莫言获得这一荣誉的2012年，品石均刚刚开始工作。我真的很惊讶他能获得这样的荣誉。他的能力被全世界所认可吗？作为一名文科学生，我很荣幸在他的学习生涯中阅读莫言的著作《檀香刑》。如果我要描述阅读本书后的感受，我认为“呕吐”应该更合适。在他的描述中，读者似乎在现场，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人性的恶性。“死亡”是可怕的，但是在莫言的笔下，我看到了另一件事：生命胜于死亡。最初的身体痛苦已全部转移到精神上，这是人类的耻辱，使每个人的内心都非常沮丧。

26、——把小说当回事，这样的作家并不少，你何以写这么多？

27、莫言说，“文革”结束以后，开始清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清理的同时，许多作家头脑深处还是根深蒂固具有一种优越感，还是用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理解社会、理解人生，认为作家的职业就是应该居高临下，变成人民的代言人。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令人血热的口号，但其本身就是一种体制，本身就是自己地位优越感的一种表现。“而作为老百姓来写作，不是你要替老百姓说话，你本来就是老百姓，你是替自己说话，你个人的痛苦、喜怒哀乐，你个人的感受如果能够跟大多数人民感受一样的话，从自我、从个人出发的写作，实际上具备了普遍广泛的意义。”

28、当时莫言获奖的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铺天盖地的报道这一消息，普通民众对此的看法大多都是感动和赞誉，然而一些民间文学爱好者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甚至联名写信要求诺奖评委取消莫言的得奖，他们认为以莫言的名气和作品，根本达不到获得诺奖的水平。

29、这不是危言耸听。196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们，虽然富于不俗的文学观念和新鲜的技巧，但在构建伟大作品的能力上，在创造规模叙事和表现宏大理念方面，却给人以孱弱之感，格局总有些狭小。这使得标注当代中国文学之精神高度的重任，始终压在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身上。

30、中国作品要进入到西方的视野，文学译介有其一半的功劳。文学翻译较为特殊，意译为主，直译为辅，在此基础上，还可尝试创造性翻译。

31、文学评奖其实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一次充满娱乐性的博弈，它能刺激我们的好奇心，也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从根本上讲，不宜拿它太当回事。我们需要冷静地保持鲁迅所说的“还欠努力”的心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沦入被“文学奖”搞晕的消极状态，才有可能最终将我们的文学提升到理想的高度，才有可能领享到读者恒久的信任和尊敬。

32、我很清楚，我那些书呆子气十足的谈话除了浪费莫言的时间，不会对他有任何用处，而他对文学的许多看法倒是让我在文学观念上受益无穷。但这就是莫言，怀有纯朴、谦卑之心的作家莫言。

33、2018年5月12日这天，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办成立五周年纪念仪式，并启动系列学术活动。作为写作中心的主任，莫言主持了纪念仪式。看上去，他的头发越发稀疏，那颗硕大的头颅，越发大了起来。

34、莫言能够获奖，是因为他的创作，他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莫言的颁奖词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莫言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35、莫言的作品，经过翻译，才漂洋过海。英文处理后的版本，取原著之精华，弃原著之糟粕，再与西方读者见面。

36、　　莫言获奖后有两段答记者问，大意是说《透明的红萝卜》现在看来还是他最好的作品，再让他写肯定写不出来了；获奖就几天的兴奋，很快会消失，获奖后的路还得靠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举国喧嚣中尚能保持这份诚恳、朴实和淡定，难能可贵。

37、尽管在获得诺奖之后，他也曾一度不敢轻易出手，但是还好，他走了出来，“忘掉一切，想怎么写怎么写”。

38、　　有人认为这是诺奖对中国作家开启的第一扇窗，预言今后还会有第第第三乃至无数个“莫言”陆续获此殊荣。当然不是完全没有这可能，因为中国和莫言旗鼓相当的作家确实不在少数，但如果真的要给他(她)们挨个儿颁奖，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必须从此衰歇，而让中国文学一枝独秀。果真如此，中国文学固然很幸运，但世界文学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39、而在写作手法方面，莫言时常在他的作品中使用意识流手法，这在西方作品中是一种很常见的手法，因此也有人指责说莫言是在模仿西方人，然而这本来就是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所有作家都可以使用，而并非一个地区独有，因此莫言只是在他的作品中通过高密的民间文化去反思中国百年的历史，然后再将之展现给全世界的读者，或许其中有一些不恰当的内容，但瑕不掩瑜，总体上来讲，他的作品还是相当优秀的。

40、另外还有一些规则，比如不接受作者自荐，奖金只颁发给在世的作家，瑞典和挪威政府不得干预评奖工作，每项奖项只设五位评委，获奖者完全由评委投票决定等。

41、这个说法却根本站不住脚，对于莫言或许我们不太熟悉，但他的作品已经广为人知，比如说曾经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而同样是莫言所写的作品，《蛙》其实在获得诺奖之前，就已经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而茅盾文学奖则是我国国内文学界最高的奖项，因此说莫言贿赂诺奖评委的说法未免有些夸大其词。

42、作为读者，可能我们也会好奇为什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一个作家会引起如此大的讨论，以及众多文艺评论家的批评了。俗话说树大招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人便会很两套获奖的资格。

43、那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为什么会最终选择莫言呢?

44、古人云：“得之不休，不获不吝。”然而，最近几天，一些中国人却因为“诺奖”之“得”而大“休”特“休”——兴奋得简直到了失去“自持自尊”的程度了。他们不仅把十几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当作中国文学的“评鉴人”，而且，似乎还陷入了业已实现“大目标、大远景”的幻觉里。

45、当时，我们想知道，在几十年的时间中，是什么力量使莫言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我也是一个写字的，那么多字，即便不走心，只用键盘敲，也会累垮我的。如此众多高质量长篇，该耗费莫言多少心神？你看，多年案牍劳形，导致他的头发日渐稀少，脑袋才会显得越来越大。

46、然而，不知何故，瑞典现在终于“理我们”了，终于把“诺奖”给我们了。

47、事实上，莫言的“平衡术”远在王蒙这样的似乎很老练的前辈作家之上。王彬彬先生批评王蒙“太过聪明”，惹得他老人家很不高兴，在几个地方近乎失态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不以为然。在我看来，王蒙先生只是显得“聪明”罢了。他虽然智商很高，但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人，有的时候甚至显得有些傻，简直与跟他“素不相能”的“笨人刘老大”一样傻，简直可以被并称为“笨人王老大”。你看，他的《王蒙自传》，换了一个老奸巨猾、货真价实的“聪明人”，会那样写吗?会那样把自己的得意和自负，都不遮不掩地摆放到明面上吗?会那样让自己乐不可支却惹得不少人怏怏不乐甚至怒不可遏吗?然而，他就偏偏要这样写，——这样写固然值得商榷，但也足以见出王蒙心性的单纯，足以见出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不懂得世故的文化人，而不是把“平衡术”玩得出神入化的“聪明人”。如此一来，尽管他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成就，丝毫不比那些很受西方“汉学家”青睐的“五零后”作家低，——他的《红楼启示录》，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几乎没有哪个“五零后”作家能写出那样的好东西;尽管他的长篇小说尤其是《活动变人形》，一点也不比那些被封为“高峰”和“极品”的作品差，但他却至今仍然与“茅盾文学奖”无缘。比起既能获得“茅盾文学奖”，又能问鼎“诺贝尔”的作家来，读者诸君，你说他———才华横溢的、出经入史的、幽默机智的、令人钦佩的王蒙老先生——是笨也不笨？

48、《红高粱家族》好比是一场旋风，搅乱了当代文坛原有的沉寂，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它的激情洋溢夹叙夹议的叙述，不断来回颠覆和穿插倒置的时间线索，它所塑造的集土匪和英雄于一身的充满野性生命与创造力的人物，它的民俗文化与民间精神的狂欢式的张扬，它对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原始真实的追思和逼近，它对这一历史的原有叙事制度与框定人们思维的套路的爆破粉碎，它的抒情诗一样急速前行摧枯拉朽如泥石流般的语言，都造成了地震一般的效果。

49、生活体验是写作的重要源泉，莫言作品中浓厚的乡土性情，可能正是得益于他那段时间的农村生活。那个时代的困顿、痛苦，都深入到了莫言的骨髓，成为了他给人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而莫言则把这种体验诚实地揉进了自己的作品当中。

50、有意见的一方普遍认为莫言的作品中体现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作品当中有很多对中国人性的批评成分，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民情的嘲讽。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一点连莫言自己都觉得糊涂。

51、更为显著的就是作品的风格，不仅揭露了国家的一些黑暗的事情，甚至还宣扬了一些负能量，让这个积极向上的为主导的国家，很难接受现实的打击。很多人认为这是莫言在借着中国丑陋的风俗去迎合国外的口味，这种将自己的伤疤揭露出来给别人看的行为，是不值得国家尊敬的。甚至很多人认为莫言是一个崇洋媚外，人格、文品缺失的人。

52、一众读者便又开始指责莫言“丑化”姑姑，丑化中国人，而作品本意所要表现的“在当时那个实行计划生育时代背景下，姑姑为何从新生命的迎接者而瞬间转换为了生命的终结者”这一深层次性的社会问题却无人加以思考，而对于“何为生命、如何赎罪”等精神层面的救赎之道，更是无人提及。

53、但是作为一位知名作家，他从不把自己摆在高于平民大众的位置上。他经常谦逊地说自己是一个农民，虽然他所读过的书不比任何号称读了万卷书的人少，他对文学的见解也不比任何夸夸其谈的理论家逊色。

54、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现代作家写不出当代文学，当代作家也写不出现代文学，现、当代作家根据各自的时代条件努力写出真实呈现各自时代的文化个性的文学，达到自身能力允许达到的境界。理解两种文学的产生背景和基本特征，才能有所比较。大致说来，当代文学尽管某些方面有进步，整体气象还是退步了。

55、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是树大招风，在拿到这个最高奖项之后，受到的关注肯定就多了起来，甚至还有了中国文学界第一人的称号，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文学界的不服。在当今的社会上，一直都有不服的事情出现，特别是同行之间，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一直以来，攀比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情，导致莫言在拿到这个奖项之后，名气、热度以及财富都接踵而来，这时候成为了很多人眼红的对象，所以泼脏水也随之而来。

56、除此之外一些看了作品而感受不到期待值的粉丝也加入到了嘲讽的圈子里，很多人都觉得莫言作品里面有丑化中国人的形象，不够真实，是暗箱操作。

57、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志同道合者对莫言先生表示支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便是一位。马悦然认为，那些批评莫言的人，大多都是没看过莫言作品的人，这对他很不公平。

58、　　尽管如此，对莫言来说，这个奖来得也并非最好的时候。获奖作品《蛙》是否达到诺奖平均水平暂且不论，但这部稀松平常的“小长篇”肯定不是莫言本人的上乘之作。在《丰乳肥臀》之后大举加入“小长篇”市场竞争的莫言，和许多以同样的暧昧与现实媾和的先锋作家一样，都失去了昔日的魔法。或许那是模仿学习得来的魔法，或许这以后他们都陆续走上了独立创造之路，但作为读者，我宁可看他们前期模仿学习得来的魔法表演，也不愿看他们晚近所谓独立创作的稀松平常的“小长篇”。前者还有发展的可能性，后者却陷入呆板、僵化、单薄、封闭；前者带着上升期的稚气和锐气，后者则显出枯槁的暮气——虽然这种暮气(还有愈演愈烈的邪气)也许正是有些人所要寻找的大师气和经典气。

59、有内行的文学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文风过于粗犷、原始，像是没有打磨好的半成品。

60、　　莫言获奖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说明，时直今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颁奖词全文。

61、　　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像当年的美国一样，既需要诗人惠特曼的赞美，也需要作家德莱塞的批评。

62、无论是在他的小说作品还是散文作品中，那种文约约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精英意识是不存在的。自觉的谦卑使他不再需要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而是把写作的根须直接扎入肥沃的民间土壤。

63、说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在当时国内引起的反响非常的巨大，因为像诺贝尔奖来说，我国几乎没怎么获得过，几乎都是外国其他国家包揽的，而莫言的获奖为什么在国内会有这么大的争议，我们不妨了解一下：

64、投稿须注重文学艺术，不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纯文学作品。一旦投稿，则视为授权本平台。

65、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沟通和文学交流上的巨大障碍，使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无法读懂原汁原味的“实质性文本”，只能阅读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而在被翻译的过程中，汉语的独特的韵味和魅力，几乎荡然无存;在转换之后的“象征文本”里，中国作家的各各不同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都被抹平了。据莫言在《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中说，“葛浩文教授在他的译本里加上了一些在我的原著里没有的东西，譬如性描写”;林培瑞在接受“德国之声”独家专访时，则批评莫言“从语言和人生视野两方面”看，都“不是顶尖的一个作家”，他“写得太快，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写得太快，比喻不太恰当，有时候显得粗鲁，粗糙”。然而，就像李白在《于阗采花》诗中所说的那样：“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莫言的作品，经过翻译家的“丹青妙手”，便脱胎换骨，由“媸”变“妍”，成了西方读者眼中的“顶尖”作家。

66、而长远的办法，则是让公众尽快忘掉莫言。数年之后，人们就只知道中国有个莫言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给国人带来了荣誉，但对于他获奖的原因却毫无所知。

67、不过对于这一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68、那些名人名家们，无不参与到口水战中，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把莫言弄得个孤立无援。而百姓大众们，也不比名流们仁慈，批评、谩骂，声声不绝、乌烟瘴气，差一点要拿出祖宗的牌位来。

69、法国作家萨特，对莫言的评价，还算得公允、严谨。莫言笔下的民间故事，让他一个外国人啧啧称奇。莫言既十分熟悉底层社会，又将文学想象发挥到了极致。

70、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71、其实，即使对理解起来较为容易的西方文学，诺奖的选择和评价也多有偏失。由于“诺奖”早期在价值观上的保守主义倾向，“诺奖”评委们不惜拂逆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意愿和请求，极其固执地拒绝颁奖给托尔斯泰，——连续十年，他们完全无视托尔斯泰的存在，直到他带着巨大的文学成就和无上的精神荣耀，离开这个他无限热爱的世界；由于眼界的狭窄和判断上的失误，他们还很不应该地忽略了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1835年~1910年)，——威廉·福克纳称他为“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我们都是继承他而来”，而海伦·凯勒则说“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即使是上帝，亦会钟爱他”。同时，由于反应的迟钝和心胸的狭隘，他们还很不应该地遗漏了契诃夫、高尔基、勃兰兑斯、乌纳穆诺、卡夫卡、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这就说明，诺贝尔文学奖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傲慢和偏见”，就是一个不具有广泛包容性和绝对公正性的文学奖项。

72、这是他接连获得重大国际奖项——包括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法国骑士勋章等——的一个原因。

73、莫言的辩解其实很中肯，文学本身具有一定范围的创造性，不是一笔不差的实验性记录，拿起笔就义务需要唤醒人性与理性的回归，过去的那些罪恶与悲剧，我们当代人不能重蹈覆辙。

74、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无端揣摩莫言作品的用心，说其投西方评委之所好，不惜黑化、矮化中国人，有违中国人之良心。

75、莫言作为原著的作者，多多少少地，还是沾了译本的光。中国人历来与诺奖无缘，莫言首次摘得桂冠，原本令人欢欣鼓舞。

76、他这种高难度的驾驭风格，融合中国传统志怪小说和拉丁美洲式的魔幻，一般作家的水平很难超越。

77、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了近两个小时。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浪费莫言的时间，就起身准备告辞。这时候，莫言令我非常感动地说他很受启发，而且赠送了我一条他家乡生产的香烟。

78、文字的提炼上，没有下到功夫；叙事方面的分寸感较弱；作品还在套路里边打转；对于家乡的系列情绪，还未找到很好的表达途径。

79、我想，这恐怕是与莫言出生于纯朴的农民家庭，对乡村现实具有丰厚的感性认识有关。对莫言来说，谦卑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或姿态。我发现，自觉的谦卑使他获得了一种观察现实和世界的方式。而且，他把这种谦卑意识渗透进了他的所有写作之中。

80、　　文学犹如一面镜子，照出现实里所有的丑陋与肮脏。

81、　　当然不能完全不管别人说什么。君子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闭目塞听，为害非浅。但鲁迅提醒我们：“看了这些(指外国人的评论)，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立此存照之三》)“自做工夫”，无论对创作，还是对阅读与欣赏，都是好的。

82、　　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

83、莫言的写作经验，主要来自对西方小说的简单化模仿，而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创造性继承，或者，换句话说，“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只是其装点性的外在表象，从西方文学趸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才是他叙事的经验资源。“魔幻现实主义”激活了他的想象力，但也使他丧失了对“客观性”的敬意和感知能力。他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主观而任性的想象力。由于一味地根据随意的想象来展开叙事，所以，在莫言的小说里，就形成了一种违反逻辑和事理的叙事模式，即人物的情感和行为突然变来变去的“瞬间转换模式”。也就是说，作者常常不是按照人物的性格逻辑和事理逻辑来写人物，而是按照自己主观设计的套路来展开叙事。

84、我记得,1999年底在上海交通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莫言讲了一个猫精和穷光棍汉张三的诙谐故事。这个故事在莫言的家乡山东广泛流传着,他的小说《猫事荟萃》也曾写过这个故事。

85、　　瑞典文学院没有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鼎盛期为中国作家颁奖，也没有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复兴期为中国作家颁奖，偏偏选择了中国文学的低潮和青黄不接的阶段，也偏偏选择了莫言本人由初期的绚烂天真逐渐走向后来的稀松薄弱的关口，在错误的时间颁给了错误的作品。因此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诺奖评委会为所谓的中国严肃文学唱起的一曲挽歌，何必那么高兴呢？这次不仅我们这里急了，他们那里也急了，大家都等米下锅，因此各让一步，或者放弃文化歧视，或者搁置政治恩怨，这才有了诺奖与中国文学尴尬无味的初吻。诺奖结果公布，许多人最初一刻的愕然倒是很正常的反应。

86、　　这涉及评委内幕，本来不值得去猜测，问题是还真有一些容易激动的人士扬言，莫言获奖的意义在于证明中国综合国力上去了，西方不敢再小瞧我们，也不敢再小瞧我们的文学，国际大奖不把正在崛起或已经崛起的中国人考虑进去，没有中国人参与其中，就要跌价。这种说法的逻辑很单纯，就是认为中国文学价值的高下取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口袋的鼓瘪，中国文学一旦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就鸡犬升天，今非昔比，达到世界一流水准，获得了世界承认。因为国家和人种的关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又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虚荣心膨胀，这不正是鲁迅当年最怕看到的吗？

87、一介勤勤恳恳的作家，一位为中国赢得国际声誉的笔者，终究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88、不过对于这一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89、很大程度上，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是啊，倘若还像“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瞎折腾，那样把知识分子整得灰头土脸，那样把作家斗得死去活来，那样把老百姓饿得面有菜色，那样把国家弄得鸡犬不宁，外国人——包括厚道而公正的“诺奖”评委们——当然连白眼都懒得给你一个的，遑论把“诺奖”这样的大礼送过来。如此说来，莫言真的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拿作家当宠儿的“和谐社会”，生活在一个中国的“GDP”和经济实力让外国人不敢小觑的“黄金时代”，——这样的时代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文学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了文学的尴尬境遇和悲惨命运：过去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现在是“国家幸运诗家幸，富强赢得诺奖来”。

90、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数目。一个伟大作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是否在其庞大的“作品家族”之上，建立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作品世界”。在当代作家中，莫言最具有持续的创作能力。与大多数同代的作家相比，当别人已从一个抛物线的高点逐渐降落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足够飞行高度，而且呈现出惊险的高难度动作。

91、作为一部书写现代中国历史的小说，我以为《丰乳肥臀》在贯彻一个作家的历史良知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在接近民间的真实和人民的意志、“老百姓”的意识方面，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它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充满血泪和诗意的波澜壮阔的书写，是无人可比的；它对人民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感人描写，它的秉笔直书的勇毅与遍及毛孔的锐利，在所有当代文学叙事中堪称是首屈一指的；它在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值还原于民间、在书写人民对苦难的承受与消化的历史悲剧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