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定义是什么

1、光伏产品的选用：优化组件与逆变器的连接，计算所需电缆，提供多项安装方案供选择。 (责任的定义是什么)。

2、◦(回顾)“新时代天马论坛”继续开讲 2013

3、无论是德文Verantwortung还是英文responsibility，其词根都是“回答”。冯老师引用哈特的观点正确地指出，这里的回答是对指控或控告予以答辩或反驳。(3)然而，在后述说明中，冯老师认为这里的“回答”直接具有了处罚之意，这一结论恐怕值得商榷。在杜登中Verwortung一词有三个义项，在现代法学的语用中使用的是第一个义项，其中包含两个分项：“［与某一特定任务、地位相联系的］为(在一定范围内)一切尽可能好地运转，各项必要的和正确的事情被做出，且尽可能不发生损害而操心的负担；＜无复数＞对所发生的事担责［并为之辩护］的负担。”二者的区别是，前者是事前划定的职责范围，在规范论者口中逐渐为后述管辖概念替代，而后者是事后确定的责任负担。在刑法理论中，事后的负责可能与不法相关，也可能与广义的罪责相关。在前者的意义上，奥托(HarroOtto)将负责原则运用到客观归责学说中，他指出：“将某一特定结果作为某人的作品归责于他的可能性，以负责原则的效力为前提。因为该原则断言，任何人仅为自己的举止负责，而不为自由而负责的其他行为者的举止负责。”(4)在后者的意义上，罗克辛(ClausRoxin)提出了包含传统罪责和预防必要性的负责性(Verantwortlichkeit)概念，详言之，“在罪责这一每个刑罚必不可少的条件外，总还增添刑事制裁的(特殊或一般的)预防必要性，以至于罪责和预防需求相互限制，且两者在一起才产生触发刑罚的行为人个人负责性”。(5)因此，负责具有不同层面的意义：结果是行为人的作品意义上的负责，使其行为必须在正当化层面接受审查；造成不法意义上的负责，使其必须接受罪责审查；完整的负责性触发后述课责进而发动刑罚。

4、本文来源：《当代法学》2017年第5期。感谢李浩教授、《当代法学》编辑部授权。

5、在我国，有关责任概念群的讨论最早是以“刑事责任的概念之争”这一形式出现的。在传统理论中，出现了多种刑事责任定义，被学者归纳为以下六项：(1)法律责任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因犯罪行为而在法律上应负的责任；法律后果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行为而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否定评价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国家根据刑事法律对犯罪人及其犯罪行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责难或谴责；刑罚处罚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国家对犯罪人的刑罚处罚或制裁；刑事义务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因犯罪行为而必须承担的刑事法律义务；刑事负担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并且必须由犯罪人来承受的刑事上的负担。基于上述概念之争，冯军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尝试将刑事责任建构为一个多层次概念，并将各个层次分别对应于不同的德文和英文概念。他认为，“刑事责任在内容上是由刑事义务、刑事归责和刑事负担三部分组成的，在结构上是顺次构成的立体关系。”(2)这里的刑事义务，对应的是德文Haftung和英文liability；这里的刑事归责，对应的是德文Schuld和英文culpability；这里的刑事负担，对应的是德文Verantwortung和英文responsibility。无论中文称谓和释义是否恰当，这三组概念确乎构成了责任概念群的核心范畴。

6、　　这两种责任使用概率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在于：首先，主观的证明责任发生在争议事实需要证明的场合，这几乎发生在每一个诉讼案件中，而客观的证明责任只有在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需要适用。诉讼实务中真正需要适用客观证明责任进行裁判的案件是相当有限的。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证据规定》时，虽然第2条一方面规定了主观的证明责任，另一方面规定了客观的证明责任，但在解释这一规定时也指出，大多数案件不需要用客观的证明责任处理，因为“在大量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通过积极履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已经使案件事实得以证明，法官完全能够从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中获取内心确信的全部信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便完全无用武之地。”(29)王亚新教授也认为：关于“客观”与“主观”两种举证责任的关系及其功能作用，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现实的诉讼中最终无法查明案件真相，即出现真伪不明的状态，只能根据客观举证责任所在来决定胜负的案件数量非常有限，真正需要这个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发挥此种重大作用的场合其实很罕见，诉讼中实际运用更多的是主观举证责任。(30)

7、本文发表于《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因篇幅限制，注释省略。作者身份信息为发文时信息。

8、　　客观证明责任的理论是建立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基础之上的，而真伪不明这一概念本身比较晦涩。所谓的真伪不明，是指法官在诉讼中对待证事实的一种认识状态、判断状态、也即心证状态。具体而言，是指法官在作出裁判前既不能肯定该事实是真实的、是确实存在的，同时也不能肯定该事实是不真实的、不存在的。作为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状态，真伪不明并不难理解。诉讼中的事实，是当事人通过诉状、当庭陈述等方式向法官主张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发生在诉讼前的事实，是已成为往事的发生在过去的事实，法官并不是事实的亲历者，并未耳闻目睹这样的事实，法官只能事后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据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辩论时的行为举止甚至神态，来认识、判断事实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当支持事实存在的证据不充分、或者对方当事人提供了相反的证据，法官就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心证状态——既不能肯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是真实的，也不能肯定事实是不真实的。虽然作为裁判者的法官会把真伪不明的出现视为理所当然，但要向当事人解释清楚真伪不明的心证状态，以及为什么会出现此心证状态，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时。在一些案件中，如果法官用真伪不明向当事人解释，当事人还会说，我不是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了吗，为什么你还认为真伪不明？

9、因此，一般说来，凡是与职务有关的、职务所要求的必须且应该付出的利益，便都因其更强调必须性、强制性、法规性而叫做责任。

10、作者：李浩，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11、◦(回顾)都在这啦！“名刊·名师·名家与一线教师面对面”期末交卷 20005

12、道德责任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过失及其不良后果在道义上所承担的责任。

13、　　无论是在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还是在民事诉讼实务中，证明责任绝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德国、日本的一些学者为了强调证明责任对于民事诉讼的重要性，将其称为“民事诉讼的脊梁”。(1)这一比喻也越来越为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认同。

14、(2)二是指如果没有做好自己工作，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担负责任、承担后果等。

15、客观证明责任适用概率低，主观的证明责任适用的概率高

16、项目融资机构(银行等)需要开发商提供来自第三方的光伏发电的产量预测，来决定是否给予开发商或投资者借款。 

17、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同样也是用主观的证明责任说明裁判理由。例如在第9号指导案例(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原告诉请被告常州拓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拓恒公司”)支付货款，并要求判决拓恒公司的股东蒋志东、王卫明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拓恒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被告蒋志东、王卫明提出的抗辩理由之一是他们曾委托过律师进行清算，但由于公司财产被债权人哄抢导致清算无法进行，并提供了委托律师清算的证据。法院审理后认为：蒋志东、王卫明委托律师进行清算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的证明，仅能证明他们欲对公司进行清算，但事实上对公司的清算并未进行，据此不能认定已履行法定的清算义务，故对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23)再如，在第23号指导性案例(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原告孙银山从被告处购买玉兔牌香肠15包，后发现其中14包已经超过保质期，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索赔，欧尚公司抗辩称孙银山的行为是买假索赔，不是消费者。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且原告“并未将所购香肠用于再次经营销售，江宁店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商品是为了生产经营。”(24)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案例也是如此。如在“中铁二十二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中铁公司)与安徽瑞讯交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瑞讯公司)、安徽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争点之一是中铁公司要求瑞讯公司支付工程款38168076元及相应的利息的诉请能否成立。最高法院在二审判决书中认为：“从本案事实看，尽管中铁公司认为其对审计结果提出了异议，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审计单位的核减错误，且直到本院审理本案期间，中铁公司仍然未提供证据证明审计单位的审计核减结果错误，故一审法院针对案涉工程中已完成工未计量部分的工程款，按照审计单位的核减结果进行结算，符合瑞讯公司与中铁公司的约定，理据充分。”本案另一个争点是瑞讯公司是否应当赔偿中铁公司管理费4078795元。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中铁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合同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实际增加了管理费用，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5)又如在陈明、徐炎芳、陈洁诉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中，原告陈明等与被告签订了前往欧洲的旅游合同，向被告支付旅游费共计55326元，后陈明因工作原因无法去欧洲，三人只好退团。为追讨被多扣除的费用，陈明等向上海长宁区法院提起诉讼。长宁区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退还10862元。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要求改判被告退还鉴证费3018欧元，理由是被告提供的证据并未能证明该笔签证费已实际发生。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支持了上诉人的请求。二审法院的判决理由是：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主张损失存在是合理的和损失已实际发生，对此应负举证责任，如果举证不力，应当由被告承担不利后果。综观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证据优势。二审期间法院给被上诉人补强证据的机会后，仍未能有效举证。该案件后来被选为公报案例，裁判摘要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旅游经营者主张旅游者的单方解约系违约行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实际损失的，则旅游经营者应当举证证明损失已实际产生和损失的合理性。如果举证不力，则旅游经营者承担不利后果。(26)不难看出，以上案例法院均是用主观的证明责任来说明裁判中事实认定的理由。

18、项目的施工及验收：对施工的每项环节进行质量管控，负责施工及最终的验收。 

19、主观证明责任明白易懂，客观证明责任晦涩难解　　为什么在理论界已经对证明责任的本质是客观的证明责任已达成高度共识的情况下，而实务界却坚持采用主观的证明责任呢？在笔者看来，其原因在于，主观的证明责任能够为法院裁判提供清晰的、简单明了的理由，而这一点，正是客观的证明责任无法比拟的。　　法院在裁判中运用主观证明责任的逻辑是，当事人要求法院适用对自己有利的实体法法律规范作出判决，并为此向法院主张对自己有利的案件事实，在对方当事人对这一事实提出争议时，就应当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一事实的真实性，如果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虽然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但举证不充分，法官便无法相信该事实是真实的，所以法官便无法支持当事人的诉请。在这样的裁判理由中，法院的裁判结果与当事人提供证据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既直截了当，又简单明了，不仅诉讼当事人容易理解，社会上一般的民众也容易接受。更何况，法院运用主观的证明责任也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不仅民事实体法中关于证明责任的规范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进行证明、如果不能证明就要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而且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反观客观的证明责任，要想用这一理论向当事人解释，就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法官首先要说明证明责任是法官适用法律所引发的问题，证明责任不是用来规制诉讼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行为的，而是用来告诉法官在遇到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如何裁判的；其次要解释什么是法律要件和要件事实，以及法官如何依据法律的规定从要件事实引出法律后果；再次要解释什么叫真伪不明，何种情形属于真伪不明，以及为什么诉讼中会出现真伪不明；复次还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仍然需要作出裁判；接下来还要告诉当事人在真伪不明时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法官要把真伪不明拟制为“伪”作出裁判；最后才告诉当事人该真伪不明的事实是你用来支持诉讼请求或者抗辩的法律规范的要件事实，现在法院无法适用你要求适用的对你有利的规范，所以要判你败诉。总之，法院之所以要判你败诉，是法官在事实真伪不明时按照证明责任承担作出裁判的结果，而你承担的这种不利裁判结果，就叫做证明责任。(27)法官需要转弯抹角来向当事人说明，且需要绕那么多的弯，裁判理由如此复杂、曲折，当事人听了一定是一头雾水，根本无法理解。败诉一方当事人甚至还会提出质疑：民事诉讼法不是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吗？既然事实未能查清，法院为什么一定要作出判决呢？事实真伪不明，法院为什么不进一步调查收集证据以查明事实呢？　　理论越简单明了，就越能够打动人、说服人，而越是复杂、曲折，就越不容易让他人明白，即使这一复杂的理论在科学性、正确性上远胜于简单的理论。托克维尔认为：“一般而言，征服人心的都是些简单的观念。一个阐述清晰而精确的观念，尽管是错误的，却总比一个正确但复杂的观念更具有力量。”(28)司法实务中普遍运用主观证明责任概念，恰好印证了这论断。

20、更重要的是你对这些能力采取什么样的回应。(全文完)

21、阿里巴巴ceo张勇：好的企业文化，要视人为人

2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d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23、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案例也是如此。如在“中铁二十二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中铁公司)与安徽瑞讯交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瑞讯公司)、安徽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争点之一是中铁公司要求瑞讯公司支付工程款38168076元及相应的利息的诉请能否成立。最高法院在二审判决书中认为：“从本案事实看，尽管中铁公司认为其对审计结果提出了异议，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审计单位的核减错误，且直到本院审理本案期间，中铁公司仍然未提供证据证明审计单位的审计核减结果错误，故一审法院针对案涉工程中已完成工未计量部分的工程款，按照审计单位的核减结果进行结算，符合瑞讯公司与中铁公司的约定，理据充分。”本案另一个争点是瑞讯公司是否应当赔偿中铁公司管理费4078795元。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中铁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合同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实际增加了管理费用，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5)又如在陈明、徐炎芳、陈洁诉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中，原告陈明等与被告签订了前往欧洲的旅游合同，向被告支付旅游费共计55326元，后陈明因工作原因无法去欧洲，三人只好退团。为追讨被多扣除的费用，陈明等向上海长宁区法院提起诉讼。长宁区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退还10862元。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要求改判被告退还鉴证费3018欧元，理由是被告提供的证据并未能证明该笔签证费已实际发生。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支持了上诉人的请求。二审法院的判决理由是：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主张损失存在是合理的和损失已实际发生，对此应负举证责任，如果举证不力，应当由被告承担不利后果。综观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证据优势。二审期间法院给被上诉人补强证据的机会后，仍未能有效举证。该案件后来被选为公报案例，裁判摘要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旅游经营者主张旅游者的单方解约系违约行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实际损失的，则旅游经营者应当举证证明损失已实际产生和损失的合理性。如果举证不力，则旅游经营者承担不利后果。(26)不难看出，以上案例法院均是用主观的证明责任来说明裁判中事实认定的理由。

24、法律责任指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的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

25、远程监控系统：通过远程监控系统，任何设计缺陷和施工错误都可以检测到。 

26、　　我国自引入证明责任这一概念和制度以来，长期以来把该项制度界定为主观的证明责任，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也都一直是把证明责任理解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真伪不明以及证明责任是用来解决此种困难情形下法院如何裁判这一客观证明责任概念并不认同。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经济体制、诉讼模式的变化，客观证明责任这一概念才逐步得到理论界承认和采用。

27、一般认为，责任与义务是同一概念，都是权力所保障的必须且应该付出的利益。不过，义务更强调应该、重在应该、应该重于必须，是应该且必须付出的利益。责任强调必须、重在必须、必须重于应该，是必须且应该付出的利益。

28、 杜飞进: 《试论法律责任的若干问题》(1990年第6期);

29、(2)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宪法第53条)

30、有幸学习并倾听张教授对于“汉斯·约纳斯责任概念辨析”的学术分享，受益良多。张教授从约纳斯关于责任的神学根基入手，徐徐展开论述，不仅详细介绍了自然责任的现实基础、责任的本质、责任的主体和承担等重要议题，更是对约纳斯的责任思想做了拓展延伸解读。从张教授的讲座中，我深刻感受到作为一名学者所应具备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能力，对于责任这样一个宏大且重要的课题，能够对国外名家的责任思想展开深入持久的研究是极为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张教授的分享为我提供了优秀的学习参考资料，让我更加充满动力去继续挖掘与丰富责任研究，做一名有责任更懂责任的研究生。

31、　　主观的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就提出的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负有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这一概念的特点在于从当事人举证证明的视角来说明证明责任，它所“要回答的是历史上罗马法及古代德国法很有名的一个问题，即哪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具体的要件事实举证。”(6)

32、主观证明责任受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支持　　我国民事实体法在规定证明责任时，一般都是从主观的视角对证明责任作出规定的，或者从正面规定当事人应当证明什么样的要件或事实，或者从反面规定如果不能证明何种要件或者事实，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法官在判决中需要引用相关的实体法规定，需要用该法条的规定来说明裁判理由，于是就很自然地适用了主观证明责任。另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也经常被法官用来告诉当事人为什么他们的主张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司法解释对证明责任也同样是从主观方面进行规定的。这决定了法官们在判决中只能用主观的证明责任，而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33、　　民事实体法之所以在规定证明责任时从当事人而不是从法官的角度对证明责任进行规定，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尽管大多数民商事法律具有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双重属性，但立法者在制定民商事法律规范时，主要考虑的是它们作为行为规范的作用，而作为行为规范，立足于当事人来规定证明责任是很自然的。(17)其次，立法者在规定证明责任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某个特定的要件事实，将来发生纠纷时由哪一方当事人进行证明以及证明失败时法律后果由谁承担。就此而言，立法者也只能用主观证明责任进行规定。最后，立法者从当事人的角度规定证明责任也有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为当事人规定证明责任几乎不存在困难，无论是规定当事人须对某一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还是规定当事人应当对该要件事实进行证明，在文字表述上都很简便易行。但是，假如要从法院的角度来规定证明责任，立法者就会面临重重困难。立法者首先要对要件事实的真伪不明作出规定，然后再规定即使出现真伪不明，法官也必须进行裁判，接下来还要规定法官应当把真伪不明这一状态视为(拟制为)伪或不存在来适用法律，作出对该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利裁判。且不说“真伪不明”、“拟制”这些专业术语普通民众根本无法理解，立法者也很难在法律规范中对上述内容作出规定。

34、2022年12月2日晚七点，天津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验室(天津师范大学)与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责任教育与社会思想动态调查研究团队”共同举办的“新时代天马论坛”于线上成功举办。南京大学哲学系张荣教授应邀出席，并作题为“论约纳斯的责任概念——新著《生命、敬畏与责任》的一个简介”的交流探讨。参与讲座的有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同学，以及魏进平研究员服务的社会责任教育与社会思想动态调查研究团队的校外成员等。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魏进平研究员主持会议并作会议总结。

35、既有概念中的构成要件不能准确体现责任形态的特点

36、我觉得担当是一个人做事具有魄力，有自信有能力地做某事。责任是一个人对他人所产生的义务。担当是向内的，强调自己对自己能力的认可，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并产生价值。责任是向外的，是自己对他人的承诺，

37、责任心就是关心别人，关心整个社会。有了责任心，生活就有了真正的含义和灵魂。这就是考验，是对文明的至诚。它表现在对整体，对个人的关怀。这就是爱，就是主动。

38、　　关于证明责任制度，尽管概念使用上呈现出多样化，有将其称为举证责任的，(2)也有将其称为证明责任的，(3)也有将其称为举证证明责任的，(4)还有认为该项制度包括两层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或者主观的证明责任与客观的证明责任。(5)

39、(3)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宪法第54条)

40、德文Haftung本意是黏着，而英文liability来源于拉丁词ligare，意为束缚，虽然词源不完全一致，但在语用上两者完全等同，如英文中的limitedliability在德文中便对译为beschränkteHaftung，即有限责任。这里在刑法的意义上选用了课责一词，是参考了罗李华女士(罗豪才先生长女)在翻译澳大利亚学者凯恩(PeterCane)的著作时所采用的的译法。(11)与冯老师将Haftung理解为义务不同，凯恩认为，“课责是法律处罚和救济的触发机制，而个人负责性是课责的触发机制之一(而非唯一)。”(12)他的考虑是，也有欠缺负责性的课责，如严格责任，按这里的译法就是严格课责。根据凯恩所作的澄清，课责概念的核心不在于冯老师所说的义务，而在于对主体与法后果的联结。因此要么将课责理解为法上的错误举止与法后果的中介，部分学者口中的刑事责任概念那样，要么认为课责是以不利益形式出现的法后果的上位概念，承担课责可能意味着接受刑罚、行政罚，或负担损害赔偿责任等。后一种理解从语源上和语用上都能得到证实，如杜登指出，Haftung含义的发展与Haft即监禁相关，又如，在普通法中陪审团在侵权案件中给出的判定不是“guiltyornotguilty”而是“liableornotliable”。在刑法范围内，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界定负责、罪责、课责三者的关系：行为人无需具有罪责即能够对结果负责，但整体的负责性则以罪责为前提；整体的负责性是课责的触发机制之即使不承认严格责任，在刑罚与处分双轨制之下，特定的不具有负责性的主体也能成为课责的对象；承担课责即意味着接受刑事制裁，其中包括刑法、处分及其他制裁措施。

41、法律规定权利主体应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一定行为的责任，是保证法律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国家对一定的直接社会责任的确认，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根据宪法和各部门法以及其他标准，可以对法律义务作出不同种类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