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精髓60句翻译

1、天下任何事物本来就没有善恶，它所有善恶全是人强加给它的。

2、下面是采访中，一些中国企业的第一把手对稻盛和夫哲学理念的一些共识：

3、1920年，在蒋方震和胡适二人的共同激励下梁启超再次昌明清代学术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想法，“‘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29)除了Renaissance的翻译不同外这段话几乎是胡适《导言》一番话的翻版，同样有将中国的“文艺复兴期”下挪到五四的想法。1922年2月15日，胡适的朋友时任燕京大学神学和史学教授的瑞士汉学家王克私(PhilipdeVargas)在一个文友会上宣读了一篇名为SomeAspectsoftheChinese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的诸种成分》)的文章，(31)从文艺复兴的角度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进行的观察和探讨。胡适和丁文江都参加了这次讨论，但丁文江不赞同王克私用“文艺复兴”一词讨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认为“文艺复兴”必须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层面上使用，但胡适否定了丁的这种观点，赞成王克私的用法。(32)不过王克私文章的整体思路并没有得到胡适的赞赏，一年之后，他在日记中表示，“此文虽得我的帮助，实不甚佳。”(33)

4、天理是在心中，但由于世俗的浸染和自己的不注意修心，天理虽然没有离开心，可却被蒙蔽了。(王阳明心学精髓60句翻译)。

5、人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所以不必去外面寻求任何东西，只要让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万事大吉了。

6、许多时候，他人的侮辱和中伤，对我们到底是“伤害”，还是“历练”，抑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些人和事。让我们拘泥于“伤害”之中的，其实是我们的思想和思维。所以，高情商的人大抵都能明白，“能够从负面情绪中拯救自己的，大抵只有自己”，许多时候，让我们感到“为难”的，不是所谓的人和事，而是我们自己不放过自己。

7、有些人就是平时学问不到位，一临事，就慌乱失措。那些急中生智的人的智慧可不是天外飞来的，而是平时学问纯笃的功劳。

8、释文：悔悟是祛病的良药，贵在改正。如果把悔恨留在心中，那又是因药而生病了。

9、是非，不用从学者的讲学中去区分，只需从自己的内心去辨别。

10、调研结果惊人一致，受访者最认同稻盛和夫的哲学理念归纳如下：

11、人世间所有的战斗，剥除了各种外衣之后，都是心战。

12、大膨胀时代，富人财产大缩水，穷人受冲击最大，中产最焦虑！

13、《颜李学派的程廷祚》，1936年； (247)

14、很显然，晚明所开启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主动的积极入世时代，也是中国传统之“文”的实践性与行动性再次全面启动的时代。

15、无论你身处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都在当下依照良心做事。久而久之，人心上的尘埃就被擦干净了，本心也就回复光明洁净，良知达到了极致，这就是“致良知”。

16、木之生，风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阴寒冰雪之严沍剥落，俾坚其质而完其气，非独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

17、耳朵不能听是非，省了多少闲是非；口不能说是非，又省了多少闲是非；心知道是非就够了。

18、在晚明，颜李之学和顾炎武的考据之学同为最能代表中国“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传统的两个学派。不过此后二者的传播一隐一显，却颇值得玩味。顾学的考据遂发展为一个时代的显学，其血性生命的实践性及家国担当的行动性通过戴东原而传承到了辛亥与五四的文化血脉之中。不过清代不显的颜学最后也进入到了五四新文化当中，而在清代流传其学说的同样也是戴东原。 (121)

19、敌人气势正盛，就应该趁他们取得胜利疏于防备时向他们进攻，怎么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后退呢？

20、1923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大篇幅讨论颜李之学。

21、通俗来说，王阳明这是在点出，如果你看向花时，看到了满树灿烂的山花，这“山花”便是你的“心”赋予的意义，如果你的“心”没有给客观世界的别人的眼里的“花”赋予“花”的意义，那么别人眼里的“花开花落”在你看来，毫无意义。

22、然而其实不然，这看似的越界，却隐含着章太炎极深的影响，甚至对于周作人而言是终其一生的。简而言之，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周作人从章太炎那里继承下来的“异端”思想的话题。“指认明末公安三袁的小品文写作为新文学的正宗源头，无疑蕴含有为30年代标举‘性灵’、‘闲适’的小品文写作争得合法名义的意思，并与30年代渐成强势的以‘阶级’、‘政治’等关键词取代五四的‘个人’、‘人道’、‘民主’、‘科学’等知识谱系，即将政治直接美学化的倾向相抗衡。”(190)李振声的这段话虽意在说明周作人晚明论的意图，却在不经意间点出了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周作人转向的问题，而“异端”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兄弟失和对于鲁迅和周作人双方都是沉重的打击，又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和周作人几乎同时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街头”，是躲进“象牙之塔”，还是出了“象牙之塔”，各自皆面临着选择。众所周知，鲁迅后来是出了“象牙之塔”而转向了颇具正统意味的战斗的左翼，而周作人则躲进“象牙之塔”，一面“闭户读书”一面向“异端”疾驰。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杂文与小品文的分途。1932年周作人大讲特讲晚明小品，1933年，鲁迅终于坐不住了，写下了著名的《小品文的危机》，其中不无对二弟的苦心规劝，“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191)。然而，“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192)，并且“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193)这最末一句似乎已经是在告诉二弟，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去触碰的。其实所谓“生存的小品文”就是鲁迅正在以血之生命书写的杂文，促使这一书写的资源同样是晚明，但同周作人是“两个晚明”(194)。这意思，鲁迅隔一年后，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加以了补充，“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195)，“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196)这篇文字实际上补充了《小品文的危机》结尾所说的“生存的小品文”(杂文)的写作来源是什么，即来自于晚明遗民的血性生命的“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可以说，1934年这篇不满800字的《读书忌》同《小品文的危机》一起构成了一个鲁迅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其分量堪比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宣言式的讲义。

23、“晚清中介”说。这一研究路径的构成成分比较复杂，总的来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主义”的产物。此研究路径注意到了“新文学源流说”中对晚清的忽视，从而将研究的重心从晚明挪向了时间更为接近的晚清，但也不乏以晚清为晚明与五四中介的研究。代表学者有李欧梵、陈万雄、王德威、陈平原、王汎森、关爱和、夏晓虹等。概而言之，前三位海外华人学者的思路接近“文学”舶来说，着力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梳理晚清到五四的源流。2002年，王德威同陈平原一起主编了《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表明其开始关注晚明同现代之关联的问题。如前所述，近期他又将五四文学“现代性”的源头追溯到了晚明。关爱和则因为是任访秋的弟子，其对晚清同五四关联的研究或许着意在补救师门对于晚清的遗漏，也因此，他的研究时时返顾晚明。1993年他在《历史潮汐与文学回声——晚明至五四文学变动掠影》(19)一文中首次注意到“两个晚明”的问题，即在王学左派以及公安派、竟陵派之外，还注意到以顾炎武、王夫之为首的经学派及其文学影响，并认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压制和扼杀了前者的影响，但他依然在文中指出研究者们要注意以“顾王”为首的晚明这一派的影响。这无疑是一大进步。这一研究路径当中的另外三位的学术理念较前几位略有不同，在某个层面上有“新文学源流说”同“文艺复兴说”联姻的趋向，更加注重“传统的再造”问题。夏晓虹的学术领域主要在晚清，以梁启超研究以及晚清女学研究见长，但不时也会涉及晚明与五四的相关问题。(20)陈平原同王汎森的关注点就其范围而言，有许多相近的地方，皆关注晚明至五四的的这一段历史，但学术背景和学术趣味略有不同。陈本业为文学，其研究略偏文人趣味一些，比较接近周作人的气质与思路，而学术史的路径则贴近梁启超。王出身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其史学著作更趋于思想的一面，堪比余英时，然而更客观理性一些，没有那么多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与意气。这两位学者的研究路径都值得关注。陈平原、夏晓虹二位的门人当中，不乏研究晚清民国的高手，其中尤以王风为代表。(21)不过单就晚明问题而言，则2008年秦燕春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22)一书是这一研究路径上的重要成果。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非常全面，为这一领域提供极为珍贵的参考文献。然而缺点也很明显，或许是学术趣味的缘故，整本书只重历史的整理与叙述，而缺乏“史识”的关照，如同其“尾声”标题“回归书斋的‘晚明’想象”所标示的那样，该书的写作始终囿于“书斋”之内，而毫无溢出之意。

24、1869年，曾国藩的幕僚戴望(之子高)，遍寻颜李遗著，撰成10卷本《颜氏学记》，使得清代以来几近失传的颜李之学得以重光。因此，梁启超认为戴望是晚清颜李之学得以复苏的第一大功臣，“诸公既没，而考证学大兴，掩袭天下，学者差不多不知有习斋、恕谷了。其遗书亦什九散佚不可见。近代头一位出来表彰他们的，曰戴子高。”(263)“自子高《学记》出，世始稍稍知有颜李学。” (264)

25、仕途如一张网，进入后就会被沾上不得转身，所以千万不要沉浸在里面，要懂得站在网上看。但也不是不作为，看明白，然后进入网中去做，做完就赶紧撤出来，这样才能不被仕途牵引，不被功名利禄所累。

26、昨天我把玉穿在衣服里。大家都说很光荣。我可以脱衣服睡觉了。我只是个穷人。我到底加了什么？故荣辱不在人之手，人之失耳。

27、各位可以体会一下其中的道理。如果本文对您有启发，可以分享给您亲近的人，让对方也能体会哲学魅力，活得更加通透。

28、1923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当中直截了当地将五四同晚明关联了起来：“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当然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最初原动力”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34)而同年的4月3日，在对王克私的文章表达不满的同时，胡适“用英文作一文，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TheChineseRenaissance)。”(35)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胡适还概略地讲述了他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基本思路：“中国文艺复兴当自宋起”；“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清学之兴，是第三期”；“近几年的新运动，才是第四期”。(36)这篇英文文章是胡适第一次完整地讲述他的“中国文艺复兴”观，同时也是他第一次系统的阐释五四同晚明(清学)的关联。此后，终其一生，胡适在中外各个地方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主题或演讲或撰文多达50余次(篇)。(37)对于Renaissance一词的翻译，胡适个人喜欢用“再生”或“再生时代∕期”，“我国向来翻译为‘文艺复兴’，实在有些欠当，应该叫复苏或再生时期”

29、人生：1酒，2色，3财，4气，5名，6食，7玩，8睡，9悟

30、谄谀逢迎之辈，君子鄙之。何以货利而少舛？上之需也。

31、(3)以观察“复归健康鲜活之文明源头的冲动”为其关键点。人类文明最根本的动力就是“种”的保存、繁衍与发展。因此，当任何一种文明发展到“生命衰败”时刻，都有一种复归其健康鲜活之文明源头的冲动，即胡适所谓的文明的“再生”，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生存的铁的法则。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在其名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500年》中就曾指出，“原始主义”是西方500年来的一个始终的主题，“摆脱一个先进的文化的条条框框的渴望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55)胡适在论述“中国文艺复兴”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正因此，他终其一生都坚持用“再生(rebirth)”翻译Renaissance。

32、感悟：抛下杂念，享受当下，安静地吃饭也是一件很美的事。

33、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贵在谋始。

34、如果真有孝顺父母的心，就会去做孝顺父母的事。孝顺这个道理就在你心中，如果它在外面，比如在父母身上，倘若父母去世了，难道它就消失了？

35、佛教徒总说自己不执着于‘相’，其实这些都是执着于君臣、父子、夫妻的‘相’，所以他才逃避。

36、天理是在心中，但由于世俗的浸染和自己的不注意修心，天理虽然没有离开心，可却被蒙蔽了。

37、稻盛和夫思想在21世纪初进入中国。2001年稻盛和夫在天津举办了第一届中日经营哲学国际研讨会。2007年无锡盛和塾正式成立。2008年CCTV举行第一次稻盛和夫经营思想的《对话》。2009年稻盛和夫先生来到清华和北大做了两次精彩的讲演，受到热烈欢迎。2010年盛和塾北京公司成立。今天中国盛和塾的规模仅仅次于日本。据环球日报报道，截止2016年3月，盛和塾在日本有56家，在国外有32家，在中国北京，上海，大连，青岛、无锡、广州等地设有分署，3000多名企业家书生。与此同时，由曹岫云先生翻译的稻盛和夫《活法》《干法》等十几本书在中国畅销。其中《活法》到今天为止已经卖出近300万册，对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力。

38、大数据分析，在中国，找个身高1米7年入20万的老公，到底有多难？

39、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炎炎之火，灭期近矣。

40、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贵在谋始。

41、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没有善恶之分。它所有的善与恶都是人强加给它的。

42、应视功名利禄如浮云，要勇敢地去做事，不必计较事成之后的荣耀。有荣耀是我幸，无荣耀是我命，这就是良知给我们的答案。

43、沟口雄三在《辛亥革命新论》(275)一文中认为应该打破以“鸦片战争-五四”作为中国现代坐标的“挑战-应对”的“现代性”的历史叙述，代之以“十七世纪视角坐标”，只有这样才能将十七世纪的晚明历史同辛亥以及五四的历史纳入到同一个连续的历史叙事之中，而不至于将它们分割开来，从而生成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模式。

44、做儿子的对于父母错误的言行无法指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哭泣，怎么可以奉迎他的错误呢！

45、通常对笛卡尔以降的西学传统一直放在“现代性∕主体形而上学”史学框架中叙事处理。因此，我们普遍知道，西方现代以降，所谓的自我认同(identity)和主体(Subject)的重要性，我们既要追寻它，可是又觉得它是那么神秘，琢磨不透。其实，把它放进第二次文艺复兴(或者叫尼采叙事)的框架中，我们或许就会一目了然，原来，这个神秘的自我认同(identity)和主体(Subject)其实就是尼采所谓的“新教伦理”即宗教世俗化中的那个颓废的“旧我”，正是尼采所要推倒重估之物。

46、世人因为不知道‘达到至善’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心，以为天下的万事万物各有自己的道理，因此掩盖了评判是非的标准，使‘心为统帅’的简单道理变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

47、换句话说，阳明心学“心外无物”、“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是将人自我修养拔高到了“人之本性”的高度，这里的“知”，是生来就有的“良知良能”，而“行”，不仅要求的是具体行为，更囊括了指导“行为”的“念头”。某种程度上说，王阳明的这种观点，也有批判“心口不一”、“口是心非”、“伪善”等行为的意味。启发：为难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从阳明心学汲取能启发当代人为人处世的智慧，颜小二想说，我们能从王阳明“心外无物”及“知行合一”中了解到，“山花”之所以是“山花”，是我们的“心”赋予了其意义。推而广之，他人的中伤、埋怨，甚至是侮辱，之所以可以对我们造成伤害，在于我们“赋予”了外部世界相关人和事的“伤害”意义。

48、“稻盛和夫核心理念，最重要的就是做人。很重视人的品格德行。要先做人后做事。做人是成就事业的前提。不像西方的经营理念，只为了公司经营。稻盛是心学。如何做思想工作，跟打仗一样。认为工作有意义，是大义名分。经营十二条的第一条，工作不只是养家糊口,，作就是修行。灵魂心智、各方面提高自己。只有钱不工作就废了。工作是对于心智的磨练，克服困难，人格成长，不只是光挣钱”。

49、不能等别人为你铺好路，而是要自己去走、去犯错，最后创造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50、因此，本文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试图打破这种原有的阐释框架，而提出一种全新的“平行-会合”的史学阐释范式。能够支撑这样一种阐释范式的根基则是建基于“循环史观”之上的长历史时段视野。基于这一历史视野，本文提出一种假说，即人类有一个共通的最为根本的根基性认识，那就是保持“种”的健康与鲜活的生命力。然而所有的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端，即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原初的鲜活健康的生命力就会被遮蔽与弱化，于是人类常常会有一种“原始主义的”的冲动，试图复回到生命力之健康与鲜活的源头。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即胡适所谓的“再生”。

51、曾国藩把知行合一作为人生的第一准则，终成为中国史上的半个“不朽圣人”

52、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

53、阳明心理是中国哲学和伦理学史上的一所重要学派，是其思想的中心和本质，是其哲学、良知和良知的核心。文章以王阳明的王阳明研究理念为中心理论，对阳明的学术思想进行追溯，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理解与应用具有积极意义。

54、在访谈中，很多企业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落实稻盛和夫理念的组织挑战：

55、此案，是也，是不正当的回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都是邪恶的。归义者，谓之善人。

56、晚明诸子的“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传统实则是经过了此乾嘉两巨子的弘扬光大而传之后世的。

57、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心之本体，良知是明明白白的，心自身是知道的，不需要提醒的，在心转意的过程中，良知自己是知道善恶是非的，是具有判断力的，是自知自名的，因此在意之动之时，需要自己的良知来决定。

58、王阳明年轻时痴迷于佛教，吸取了许多禅宗的思想，但等到他心学大成后，却对佛学大加批判，认为只在心上做，终是无用。

59、天理固然在心中，但如果一个意志力不坚定的人，生活在一个肮脏的环境里，天理就很难显现。

60、一个真实的自我可以让人有效地应对真实的世界，从而完整地把握世界。一切皆因思想而异。如欲改变命运，首先改变自己。如欲改变自己，首先磨炼内心。

61、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无论是柳宗元的《封建论》，还是顾炎武的《郡县论》，其思考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天下观念”。但到了晚清，传统的“天下观念”开始裂变，取而代之的则是国族观念的逐步建立。所谓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大概是辛亥诸子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吧！鲁迅晚年对其师章太炎所做的“有学问的革命家”(155)的定论恐怕跟这个印象也不无关系。

62、文艺复兴说。吴承学和李光摩关于五四与晚明关联的文章《“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对前几种研究路径都作了非常详尽的梳理，但谈到“文艺复兴”这一路径的时候却一笔带过，(23)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重要性。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们当下研究五四与晚明关系的盲点与缺失。

63、只要做到用良知去发家致富，那就符合天理，谁说君子不能谈利？

64、也就是说“山间花开花落”之所以能被我们看到，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一刻就赋予了这个现象“这层意义”。再直接一点来说，即“万物的意义，由心而起”，也就是所谓的“心无外物，心即理”的通俗解读之一。因“心外无物”，所以“致良知”的表现是“知行合一”儒家孟子提出“人性善”，提出人天生拥有良知良能，但是因为人后天生活中会面对各类欲望的诱惑，导致生来就有的“良知良能”被蒙蔽，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吾日三省吾身”，即在反省中不断剔除蒙蔽，回归“本心”。当我们的本心不被蒙蔽时，我们就能达到所谓“致良知”境界。这个时候，人就能做到所谓的“知行合一”。

65、装模作样成一个圣人去给别人讲学，人们看见圣人来了，都给吓跑了，怎么能讲得好呢？唯有做一个愚夫笨妇才能给别人讲学。

66、有些人就是平时学问不到位，一临事，就慌乱失措。那些急中生智的人的智慧可不是天外飞来的，而是平时学问纯笃的功劳。

67、雅克•巴尔赞在其不朽的史学名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500年(1500年至今)》中曾两度论及莎士比亚(238)，第一次是在16世纪史中将莎士比亚作为一个雅俗共赏的剧作家来处理，第二次则是19世纪浪漫主义语境中被重新发现的莎士比亚。观巴尔赞整部著作，享此殊荣者唯莎翁一人而已。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于莎翁的人物，最著名的就是陶渊明。不过晚明诸子中的颜习斋也有类似的问题。同17世纪晚明语境中的颜习斋形象相比，20世纪新文化运动语境中“被复苏”的颜习斋形象似乎多少有一点变化。譬如周作人在1933年10月发表的《颜氏学记》中就曾讲过这样的话，“想起颜李的地位，实在是清末民初的康梁。”(239)读到这句话时有点令人意外，周作人作此说法时，其依据何在？我们对比一下胡适几乎同时期(1936年)的说法，就不得不对周作人的结论产生怀疑，颜李之学的“大本营在蠡县博野之间，因为交通上的不方便，李塨的‘广布圣道，传之其人’的计划是不容易实行的。颜李始终得不到大发展，这个地域上的因子是很关重要的”(240)而颜李学派因为骂程朱，后学少有人敢碰颜李之学，即便有点瓜葛，最后也背叛了，譬如前面提到的方苞。(241)而且如前所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表达了跟胡适相似的意见，即颜李之学门前凋零，终至不传。(242)胡、梁二人的说法可驳周作人。不过，一个颇值得玩味的问题是，即如前所述，周作人对晚明遗民当中的顾炎武张口闭口都是苛评，可是对颜李却青眼有加，这或许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验证了颜李之学在新文化中的受欢迎程度。其实在五四诸人中，最接近颜李力行哲学理念的是鲁迅与陈独秀——关于陈独秀、毛泽东同颜李之学的关联我想留待以后考察——然而鲁迅却在文字中对颜习斋只字不提，唯一一次提到李塨，却有戏谑的嫌疑。(243)不过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符合鲁迅的气质，即他是一个完全的行动派，并没有提及和宣传这些传统资源的兴趣，而且历史的经验告诉他，这样的直接复古是有其危害性的。